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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毛泽东对黄炎培的感慨与发问，迅即回答：“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，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。这条新路，就是民主。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不会松懈。只有人人起来负责，才不会人亡政息。”

　　对此，黄炎培回应：“我想：这话是对的，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，个人功业欲才才不会发生；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，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，才恩能够使地地得人，人人得事。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，怕是有效的。”

　　从对话的情景和语气看，毛泽东的回答有些过于迅捷，而黄炎培随后的回答则多少有些保留。何以见得？一则“这是对的”，一则“怕是有效的”。一个“怕”字，坦露了黄先生此时此刻有所保留的心境。

　　二、对毛泽东答出的“新路”所进行的分析与思考

　　由郭沫若引出，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，毛泽东高度重视。毛泽东说：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，那么他到底找到了没有呢？站在今天的角度，恐怕很难用“有”或“没有”来回答，我的观点是既有又没有。说有，他确实提出了民主与监督这样确实有效的方法，在延安的实践中也进行了积极的尝试。客观地说，他提出的破解办法，即民主与监督，恐怕也不是现代语境下的含义，而更多是当时在党内开展群众运动的经验。但是囿于历史的局限，毛泽东对民主的理解是有偏差的，他更多地把民主看做是手段，在我们党处于革命党时期，他就是把民主作为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、争取人民解放的手段，这也是对的。但问题在于当这一任务完成以后，我们党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之后，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应当做出那些改变，突出地体现在对待民主和监督的问题上，在工作方式上就是如何走好群众路线。

　　由于这个问题在毛泽东心里实在是太沉重了，成为他的一个心结，他一直在苦苦求索并付诸实践。但在理论理解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变故与偏差，在实践上出现了严重的偏离。特别是与苏联的分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复杂变化，他的关注点转向“防修反修”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有指导思想和理论上的错误，如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”、“破除资产阶级法权”等。工作方式上的失误就是所谓的“大民主”，以“大民主”作为发动群众开展自下而上的监督。而“大民主”实质上不是民主而是无序的群众运动，发展到“文革”就是“踢开党委闹革命”，就是造反。所造成的恶果我们党已经做出了结论，我就不赘述了。建国之后出现了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特殊化，继而出现了个人崇拜，加之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，对如何防止官僚化和滋生腐败，毛泽东十分重视并始终寻求破解之道，但他一直都没有找到正确的路径和方法，出现偏差后，党内也缺乏有效的纠偏机制，我们破解历史周期率的难题与考验还依然任重道远。因此，从这个意义上看，毛泽东所说的新路，其实还没有走通。

　　三、今天我们如何“赶考”，“新路”有什么新变化

　　2012年12月，在同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座谈时，习近平同志重提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，以警示全党，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和防止脱离群众，我们还会在兴亡周期率的路径上徘徊。

　　从我们党执政60多年的历程看，赶考的内容一直在变化，如果说最开始还只是停留在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，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“绝不做李自成”，要求全党同志“两个务必”。到后来是如何在“一穷二白”的基础上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。再到现在则成为如何领导各族人民在一个开放的环境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建设一个富强、文明、民主的新兴国家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。考试内容不断改变，考试难度不断加大。

　　新路之新就在于我们是在和平的环境下，以高度忧患的意识，以民主的方式，法治的思维规范执政党的行为，进行执政党的能力建设和作风建设。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，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。

　　我的结论意见，对于本次论坛的主题，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，我们要保持足够的严肃和足够的忧患，绝不可盲目乐观。民主与法治的新路还需要我们持续地探索。